An Egoist's Space

Dylen's Space

Archive for the ‘文学’ Category

当心怜悯:汉娜•阿伦特与非个人的力量

leave a comment »

Beware of Pity

By Adam Kirsch

原载于《纽约客》2009年1月刊

1999年,一名克罗地亚女作家到海牙参加前南斯拉夫战犯审判。被告里有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三十多岁,叫Goran Jelisić。女作家觉得这个人看面相“值得信赖”,“面庞清秀安静,眼睛有神,笑起来让人安心,”让她想起自己女儿的朋友们。在场很多旁听的人都有同感,就连很多穆斯林也纷纷向法院作证说这个叫Jelisić的人如何帮助一位年老的穆斯林邻居维修他被炮弹震碎的窗户,或者如何帮助另一位穆斯林朋友一家逃离波斯尼亚。但那些七年前就认识Jelisić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要讲的故事与此完全不同。那时候,Jelisić是卢卡监狱的一名看守。按照这些穆斯林人的证词,1992年,Jelisić在十八天内亲手杀害了一百名囚犯。女作家后来写道,他随机选择犯人,“让犯人跪下,把头放在一块金属的排水格盖子上。然后用装上消音器的手枪,两颗子弹从后脑勺打进去。”他最喜欢这样介绍自己:“希特勒是阿道夫一世,我是二世。”最终,Jelisić被判四十年徒刑。

这名克罗地亚女作家无论写过多少小说,也无法理解这么变态的心灵吧,何况Jelisić看上去还那么正常,甚至可以说温文尔雅。她写道:“你越是意识到战犯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有多近,你越是感到恐怖。” 换句话说,女作家发现的其实就是汉娜•阿伦特四十年前在耶路撒冷阿道夫•艾希曼审判上总结到的“另人触目惊心、无以言表的平庸之恶。”女作家后来给自己的书起名叫《他们连只苍蝇都不忍杀》,用的是阿伦特对一名典型的纳粹军官的描述,这位军官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犯,因为他并不想杀人,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要是单讲性情,他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呢。”“平庸之恶”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非常有名了,我想大概已经没多少人记得阿伦特刚提出它来的时候引发了多大的争议。很多读者拒绝接受这一说法,因为它看上去试图冲淡纳粹的罪恶。其中一位批评者写道:“绝对没有哪个平常人能这么漂亮地干出这么一桩罪大恶极的事。”但即使那些和阿伦特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政治邪恶产生的巨大影响。只要平常人还能够一夜之间变成杀人狂,我们就仍然生活在汉娜•阿伦特的世界里。

阿伦特1975年逝世,享年69岁。如今,她的声誉无论在学界还是普通百姓中间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知道阿伦特桑对此作何感想?有关阿伦特的研究,世界各地的学者都一直在做——阿伦特和国际关系,阿伦特和人权,阿伦特和犹太问题。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里很难再找出第二位像阿伦特这样成为人们面对二十一世纪新难题时频繁回顾的精神向导。

然而,对阿伦特感兴趣的可不只政治理论家。过去几年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与其说是她的作品,不如说是她的生平。2004年,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书信往来被结集出版,这一事件重新点燃了公众对她私人生活的好奇。对于一位反复强调个人生活不具备政治性的思想家来说,这样的关注肯定会让她非常不高兴。阿伦特曾经嘲笑“深层心理学、心理分析、笔体学都是伪科学”,全不过是“猎奇心使然”。但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她的爱人、导师和朋友——之间极度暧昧不明的关系确实具有超出个人范围之外的其他意义,因为它与阿伦特作品中最富争议的部分有关,即她与犹太性和德国性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

对于后人来说,阿伦特的传奇—更准确地说是她的形象—和她的理论一样重要。当然,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她是政治哲学这个一向被男人主宰的领域内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战士之一。不难想象,女权主义者从阿伦特形象里得到的收获最多——尽管阿伦特矢口否认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Julia Kristeva最近写了一本关于阿伦特的书,书里有几页专门讨论阿伦特外貌的变化:从20年代女孩儿似的“小妖精”到50年代自信的知识分子,后来“她身上的女性气质⋯⋯有所减退”,脸上凝聚着公共生涯留下的“战斗伤疤。”

Kristeva有关阿伦特“精神上双性气质”的种种想象与人们对康德或海德格尔的关注完全不同。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标志,看阿伦特如何同时超越又未能达到一个政治理论家的身份。怎么读阿伦特最有效果?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她作品的强项和局限性?《汉娜•阿伦特:知识分子传记》的作者 Michelle-Irène Brudny写得到位:“就我来看,把汉娜•阿伦特当成一位政治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读绝对不如把她当成一位最强意义上的作者读来得靠谱。” Kristeva更进一步,她认为阿伦特的文章“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一次行动。”和同代很多犹太作家一样,阿伦特也试图通过作品以智性的光芒烛照她一生所经历的极度黑暗。但她选择了个人情绪表露最少的类型-哲学和历史学-而不是回忆录甚或诗歌来表达意见,这一事实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去挖掘那些塑造而且到最后甚至部分扭曲了她作品的巨大心理压力。

非个人因素的力量一直是阿伦特论述的重要主题,而她第一次发现这个主题却是通过她最文学、最不理论的作品,这一点可能并非巧合。这本书叫《 Rahel Varnhagen: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这是阿伦特写的第一本书(不算她的博士论文),但完成后过了近二十年才正式出版,而且至今还是阿伦特作品集里的畸零儿。读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读者往往喜欢忽略这本印象派风格的人物传记。故事的主人公是十九世纪末柏林文化沙龙的女主人,她的沙龙堪称是当时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温床之一。但是,如Kristeva所说,Rahel的传记乃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实验室”。

阿伦特承认对Rahel Varnhagen的认同和喜爱,称她为“我最亲近的女朋友,可惜早出生了一百年。”两人处境颇为相近,都是极有天赋的犹太女子,都生活在一个对女人和犹太人来说非常严苛的文化环境。 法国大革命期间,Rahel Varnhagen的柏林沙龙里总是高朋满座,她的座上宾包括许多当时普鲁士最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诗人和文人。但普法战争爆发后,普鲁士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她的朋友纷纷弃她而去,而她出身上流社会的未婚夫也因为她是犹太人而不愿完婚。最后,孑然一身的她忍不住哀叹“在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耻辱,也是我所有不幸命运的根源,就是生而为犹太人。”直到快离开人世,她才意识到,犹太身份是 “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放弃的。”

阿伦特20年代末第一次听说Rahel生平时,便既把她视为守护神,也当成一则警醒自己的故事。阿伦特1906年出生,家里和很多德国的犹太家庭一样,一心追求Rahel的文化理想或所谓“教养”。二战期间她满腹心酸地回忆道:“对我们这些德国来的人而言,‘同化’这个词有着深刻的哲学意义。你无法想象我们有多看重它。”和Rahel一样,阿伦特也少年早慧,小时候曾被人戏称为雅典娜。1924年,她进入马堡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简直就跟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一样自然容易,尽管她知道这些东西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可能是不太好接受的。她在选修新约研讨班时还固执地警告教授课上“不能出现任何反犹言论。”

但阿伦特无法预料的是,她与哲学的这场遭遇即将变得多么一波三折。和所有勤奋上进的学生一样,她也加入了海德格尔的研修班。海德格尔当时还在写《存在与时间》,但已经是马堡大学公认的麻辣教师。阿伦特后来在海德格尔八十岁生日时忆及这段往事:“除了他的名字以外,其他方面鲜有人知。但这个名字已经传遍整个德国,就像关于一个秘密国王的谣言。”所以,当这位三十五岁的已婚教授开始倾心于她的时候,阿伦特早已做好了回应的准备。

2004年出版的《1925-1927年书信集》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阿伦特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一章节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书信的不完整。阿伦特从一开始就保留了所有海德格尔写给她的信;海德格尔却很少保留阿伦特写的信,早期的更是一封没有。因此,海德格尔的声音充满了整本书信集,一如他的性格和决定主导了两人的关系。其实也不难想见,海德格尔-一位大叔级别的教授,又是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对待自己的萝莉爱人自然是激情中夹杂着优越感。他有时候会像诗人般爆发,两人初遇不久他写道:“魔鬼找上了我⋯⋯这等事之前从来没有过。”但尽管阿伦特的聪慧是吸引海德格尔的重要原因,他对她智力上的野心却持打压态度。海德格尔敦促阿伦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往后退一步,因为这种孤独只有男人才能够承受,”他希望她把精力放在如何变成“一个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女人,一个周围环绕着快乐的女人。”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经过一年的秘密约会和情感对峙,阿伦特离开马堡,前往海德堡,从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因为后者让她感觉更平等。从信中可以看出这段关系给阿伦特带来的痛苦。在她早年间写给海德格尔的一篇名为《影子》的自传体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她的感性与脆弱本来一直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印象,现在这种排斥气场已经长到夸张的地步。”1929年,阿伦特在火车站偶遇海德格尔,他一时间没有认出她来。阿伦特非常恐慌:“小时候,妈妈曾经跟我玩过这种愚蠢的游戏,把我吓坏了。我读过一篇有关Dwarf Nose的童话,故事主人公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最后谁都不认识他了。我妈妈假装我也变成那样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多么害怕,我不停地哭:可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汉娜呀。——这次的感觉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但她与海德格尔交往的全部意义要到30年代初才彻底显露。随着魏玛共和国垮台,纳粹暴力增长,阿伦特开始听到各种关于海德格尔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传闻。她在这段时间写给海德格尔的信已经佚失,但从海德格尔的回信中可以猜出她的焦虑,信上时期模糊地定在“1932/33年冬。”“令你感到不安的那些谣传纯粹是污蔑”他在信中开门见山地说,接着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解释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犹太学生和同事。(如果他拒绝担任某个犹太学生的论文导师,那只是因为“我今年冬季学期休假”;而且“在我的帮助下获得经费去罗马的那人就是个犹太人。”)整封信里没有一处否认对纳粹的同情。相反,海德格尔只是安慰阿伦特说,无论发生何事,“都影响不了我与你的关系。”读完这封回信,估计阿伦特对海德格尔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事也不会感到太过惊讶。

那时,阿伦特已经逃离了她的出生地。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后没多久,她便开始秘密为一个犹太复国组织工作,记录新德国的反犹活动。她一度被捕并遭受审问,八天后又被释放。出来后她离开带着母亲从捷克边界连夜逃离德国。虽然她后来把自己的政治觉醒归结到国会纵火案,但很明显,1933年以前,阿伦特就已经对犹太人在德国风雨飘摇的处境越来越警觉。她在德国知识界化身海德格尔身上遭受的私人情感上的侮辱和政治上的背叛,不过让她彻底认清了当年通过研究Rahel Varnhagen生平故事已经得知的教训。

她在对Rahel人生的描述中倾注了从自己亲身经历里带出来的激情和执着。再没有谁比Rahel更相信精神的培育。但在阿伦特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可怕幻觉的牺牲品——“对未来没有任何预测的不幸的人。”阿伦特得出的教训是,光有美好的灵魂是不够的,因为“生活最不关心的就是灵魂。”为了活得完整和安全,每个人都需要阿伦特所谓的“具体身份”:某个群体完全的接纳与认可,以及由此获得的社会政治地位。没有了这个“具体身份”,人就会觉得无依无靠,就像她在那封名为“影子”的信件里对自己的描述:“她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地点,永远都不”;所以,Rahel也是一个“流亡者……与世隔绝,脱离了所有人类事务以及全部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防止落入如此孤独无依的境地成为阿伦特生活和思想的目标。她的政治理论中一大要义也许可以概括为:尔等不可沦入不幸之地。

到1938年她写完《Rhel Varnhagen》时(部分要归功于她的朋友和逃亡同伴瓦尔特•本雅明的支持),阿伦特就已经看出Rahel的悲惨命运预示了欧洲犹太人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必然会导致他们在纳粹迫害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她后来说自己写这本传记时就意识到“德国犹太文化的末日”(当然,她并没有想到欧洲犹太人身体上的灭绝最终会进行到何等地步)。正如阿伦特对Rahel既同情又批判,她对犹太族群危机的反应也是高度关注中混杂着傲慢的蔑视。

60年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发表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但阿伦特这种责怪受害者的倾向在她战争期间写给《上层建筑》(Aufbau)——纽约的一份德语犹太报纸——的文章中便已有所显现。1941年,阿伦特在一个帮助被迫害人群逃离的志愿者组织帮助下拿到签证,离开维希法国到了美国。几个星期以后,她的母亲也经里斯本逃离法国,搬到纽约和她一块儿住。定居美国不到一年,她就被雇为《上层建筑》专栏作者,充分表现了阿伦特的勇敢无畏以及一心要在公共领域发声的决心。这是她在美国记者生涯的第一步,随着英语水平的逐步提高,她最终成为包括《党派评论》、《纽约客》、《纽约书评》等多家媒体的供稿人。

阿伦特的战时文章为我们了解那些塑造了她理论论著的政治经历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入口。特别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阿伦特慢慢发展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犹太复国主义,也许可以称之为“出于必要的复国主义”。面对犹太同化梦的全面破灭,阿伦特转向犹太复国论,将其作为“从幻觉进入现实,从谎言和自我欺骗到诚实生存的逃离路径。”这些战时文章的一大主题是犹太人需要重新找回他们的政治自尊——拒绝成为习惯性受害者。1941年,她写道:“大部分犹太人不懂得这个真理,尽管他们正开始逐渐明白:你只能以你被攻击的身份施展防卫。一个被作为犹太人遭到攻击的人不能以英国人或者德国人的身份进行还击。”这就是为什么阿伦特强烈主张建立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军队,这样他们才能在盟军里抬得起头来。

但阿伦特的犹太复国主义里没有任何积极内容,缺少对犹太教或犹太历史的真正兴趣。这种态度在她那一代已经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里非常典型,他们的成长经历在里面起了决定作用,就像阿伦特后来回忆时说到的:“我不是从家人那里得知自己是犹太人的⋯⋯小时候从来没人对我提起过‘犹太’二字。”阿伦特的犹太性是由反犹主义构建起来的:“我首次面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是通过反犹言论⋯⋯从街上小孩儿嘴里听来的。那以后,可以说我才真正‘觉醒’。”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1948年以色列建国,犹太人民的生存危机减退后,阿伦特便迅速抛掉了她那尴尬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一方面,她对犹太国家命运的关注持续了一生——“以色列遭受的任何灾难都比其他事情更能深深牵动我的心”——但另一方面,她对以色列的政治及其大部分公民都怀有强烈的厌恶感。1961年,她在参加艾希曼审判会期间从耶路撒冷给雅斯贝尔斯写了一封信描述法庭上的情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简直已经不再是优越感,而是直接的种族歧视:“上面是法官,德国犹太人中的精英。他们下面是公诉人,加利西亚人,但还是欧洲过来的。所有一切都由警察力量掌控,这些武装分子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他们只说希伯来语,全长一张阿拉伯人的脸。里面还有一些彻底的野蛮人。他们什么命令都听。而门外站的则是东方的暴民,就跟在伊斯坦布尔或者其他什么半亚洲国家没什么两样。”

这段恶毒的描述和阿伦特离开以色列时毫不掩饰的愉快——“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体会到‘轻松’的实在含义”——暗示着这中间潜藏的巨大情感力量。等她在纽约扎下根并成为炙手可热的作者和演讲人后,阿伦特关于自尊、Rahel教训的认识开始转变。之前她在犹太复国运动中寻求的团结已经不再是力量的来源,而变成了另一种软弱的证据——死死抓住自己人,只因为个体太弱小,没本事独立站起来。

1959年,她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现象:“仿佛在迫害的压力之下,被迫害者紧紧地抱成一团,到最后那个被我们称为‘世界’的空间⋯⋯就这么消失了。这样便生出一种人类关系的温度,对那些接触过此类群体的人来说,几乎就像一种物理现象。”但获得此温度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在一些极端案例中,比如存续了几个世纪的底层民众里,可以说存在真正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而无世界性总是野蛮的一种形态。”一个犹太人,在大屠杀过去不到十五年时,对着台下的德国听众说犹太民众是野蛮人,的确令人惊诧,但同时也不失为重新唤回阿伦特急需的孤独或者“空间”的一个有效办法。

正是这种对团结的拒斥导致许多犹太读者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产生了剧烈反应。艾希曼是二战期间组织犹太种族清洗的头号战犯,阿伦特的这篇审判报道至今仍是美国有关大屠杀反思的奠基之作。但事实证明她的作品在很多犹太人心中挑起的愤怒——据历史学家Peter Novick称,她“一时间成为美国犹太人的头号公敌”——同样持久。当时,阿伦特的批评者反对她把“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一棒子打死,“犹太委员会”是由纳粹召集来管理集中营事务的一帮犹太人组成,而且认为她所谓的“平庸之恶”有对纳粹罪孽轻描淡写之嫌。

然而,根据上文有关阿伦特生平或思想的评述,今天再回过头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地方争议只是愤恨的由头,并非全部原因。那个原因还是得追溯到“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实验室”,追溯到她作为一名德国犹太女性的亲身经历。唤醒阿伦特犹太意识的是犹太人的无助处境,这种无助既是精神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但如果她坚持要用自助来解除无助,那就很难不去责备那些在她看来无力帮助自己的犹太人。Rahel是第一个,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们是最后一个。“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带头毁灭犹太种族竟然是自己人,这部分无疑是整个故事里最黑暗的章节。”她写道。

阿伦特需要保持和犹太人的距离,特别是犹太受害者的距离,这就解释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文中惹火了读者的讽刺语调。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态度就是单纯的轻蔑:她把他写成了一个平庸的官僚,对自己犯下的罪孽毫不知情,这样写等于表明艾希曼在人性和智力上的低等。另一方面,让阿伦特大为光火的是,犹太证人渴望人们关注自己所受痛苦的急切心理。“我始终憎恶而且害怕怜悯,”她曾经这样说,她嘲笑一切在她看来是为了争取同情的举动。“背景证人有关波兰集中营、各种死亡营里的程序、强制劳动或者通过劳动将人折磨致死的证言从来就是已经确认,毫无争议的东西,”她焦躁地写道:“而从另一面讲,他们说的内容里没有一点儿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她抱怨审判“最根本的错误”在于“犹太人想向全世界倒苦水”—尽管她承认“他们受的苦的确比艾希曼要多。

阿伦特的批评者认为她如此苦心经营的自尊心背后隐藏着羞愧。这种羞愧使得像Gershom Scholem(和阿伦特有着同样的成长经历,但他离开德国后去了巴勒斯坦并改了一个希伯来名字)这样的批评者指责阿伦特缺乏“对犹太人的爱。”阿伦特在一封信里坦承这种指责有道理,足见她的强硬和自我认识。她在信中写道:“你说得没错—这种‘爱’无法让我感动⋯⋯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民或集体⋯⋯我‘只’爱我的朋友,我唯一知道而且相信的爱是对个人的爱。”

与海德格尔的通信证明了阿伦特以行动贯彻了自己的原则。1950年,两人通信中断十七年后,阿伦特去德国帮助追回犹太文物时和海德格尔再度相见。海德格尔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和之后,阿伦特时常公开批评他的作为,但这次见面冰释了她之前的所有怀疑。“这一个晚上和早上是对整个一生的确认”她在见面后给海德格尔的信里写道。接下来两年,两人的爱情经历了短暂的重生,海德格尔写诗给她,还说些“穿过你的卷发的我的手”之类的喁喁情话。即使最终海德格尔嫉妒的妻子一手掐断了这段暧昧的恋情,阿伦特仍然保持了和老教授的联系。在海德格尔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她还协助把他的作品译介到美国。

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无条件的支持无形中为另一个便利的神话提供了方便,即认为海氏参与纳粹活动只不过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被卷入政治的洪流,因此归根到底是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问题。”直到最近十年,德美两地的学者才通过详细追溯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他反动牵连之间的内在关系推翻了这种说法。本来这件事阿伦特是有能力完成的,但她对海德格尔个人的忠诚,对他所代表的德国传统的尊重使得她未能做到。

阿伦特在艾希曼审判会上的经历更加证实了她政治哲学里的核心思想:在作为私人经验的爱与从公共生活中赢得并被我们需要的尊重之间必须有严格划分。如果真像阿伦特主张的,“在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几乎总能找到一个连贯的隐喻,这个隐喻只为他一人所有,并且透过这个隐喻,他的所有作品仿佛都获得了一个重点”,那么她的思想显然汇集于距离或分隔这一图像上。她认为,有尊严的生活需要与他人保持距离,也就是她在汉堡演讲时提到的“间隔空间”。在她看来,同情是危险的,因为“同情和爱不一样,同情取消距离,取消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存在的中间地带。”另一方面,保持距离需要自尊—这种平等的自尊在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

这种政治观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阿伦特在《人的境况》和《论革命》中将政治作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形态。在她的作品中,政治不是一个纯经验性概念,不是选举啊立法啊这档子事儿,更不是税收政策或社保改革。实际上,阿伦特倾向于把所有与经济活动相关的东西都排除在她的政治定义以外,而将其发配给“社会”这个模糊不清的分野。真正的政治要到费城国父们的审议里找,要到雅典公民大会的论战里找。政治是那些天赋超常的个体—和汉娜•阿伦特差不多的人—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彼此辩论。

比阿伦特对政治的定义更富启示性的是她对于人们为什么被政治吸引的解释。我们进入政治的世界并不是为了追求公正或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人类爱政治是因为他们渴望出众,而政治生涯是赢得世界尊重的最佳途径。她写道,在古希腊,“城邦里弥漫着剧烈挣扎和焦虑的精神,每个人都必须不断让自己从众人中跳出来,通过独特的事迹或成就昭示他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公共领域是为个体性准备的;人只有在这里才能展示他们真正的、不可置换的自己。”阿伦特意识到雅典的大多数百姓,包括所有妇女和奴隶,都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以外,但她承认她眼中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是一项贵族事业。在另一个她挚爱的比喻中,她为之辩护的是“少数人保护自己不受多数人侵犯的苦涩需求,或者更准确地说,保护他们所在的自由孤岛不受周围生存必要之汪洋大海的侵蚀。”

从她看似抽象的理论著作中,可以看出这种对于尊重和承认的渴望,这也是阿伦特最重要的特点。她作为一名犹太女性的所有经历,她从海德格尔和Rahel身上得来的残酷教训,全部化为对希腊城邦男性的、贵族的自由的向往。(阿伦特在当代最严厉的批评者Richard Wolin称之为‘城邦嫉妒。’)有时候,阿伦特对公共领域和政治的喜爱以及对私人和心理现象的恐惧几乎达到神经质般的强度。她在信中写道:“自我的内心风暴及其无固定形状的特质”必须受到严格控制:“将其暴露在人前就好像把藏在皮肤下面的消化系统或其他内脏器官摊出来给人看。”

这种从《Rahel Varnhagen》开始便贯穿于阿伦特著作的对内在性的拒斥是她整个遗产中最宝贵的部分,也是最值得质疑的部分。再没有谁比阿伦特更强有力地论证了剥夺人的公共政治身份等于剥夺了他的人性—而且不仅是在比喻意义上。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纳粹消灭犹太人的第一步就是剥夺他们的国籍,因为他们清楚,在不参与公共群体事务的人也无权要求法律的保护。

正是这一洞见使阿伦特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而目前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正一遍又一遍成为屠宰场。她以无情的逻辑揭示了为什么从情感层面对“人权”或“国际社会”的种种诉求在人道主义危机面前常常无能为力。她在《起源》中写道:“大写的人权一度被认为是‘与生俱来’无非因为人权应该独立于所有政府之外。但事实证明,一旦人没了自己的政府而不得不依靠这最小程度上的权利,就没有任何权威愿意出面保护他们,也没有任何制度愿意担保他们的权利。”这不正是我们在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已经看到的吗?达尔富尔正在上演的不正是同样的悲剧吗?阿伦特坚持认为,种族灭绝是一个政治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

但阿伦特赋予个人自尊、贵族式的距离、智性和卓越以无上价值,这一点也严重限制了人类在面对政治邪恶时必需的理解力。阿伦特将太多生命、太多不同类型的人都排斥在她的同情范围以外,她只愿意将其分给和她一样强壮的少数人。如果真像她写道的“是对卓越的渴求使我们爱这个世界”,那么其实我们越爱这个世界,就越难爱住在这世界里的人。这个矛盾贯穿阿伦特的所有著作,证明她对马克思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她自身:“如此根本,如此骇人听闻的自相矛盾极少出现在二流作家身上;在伟大的作者身上,这些矛盾直指他们作品的核心。”

(全文完)

 

via

Advertisements

Written by Dylen

02/13/2011 at 10:15

发表在 文学

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

with 2 comments

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了八十年代瞿世镜选编并翻译的Virginia Woolf(弗吉尼亚·伍尔夫)评论散文集《论小说与小说家》。这大概是应读者所需吧,因为据说这版的译文要比人民文学的好多。论小说与小说家

伍尔夫是以一种优雅姿态涉猎小说评论领域的。她从自己的趣味出发,评述了在她上世代和本世代的众多作者及他们的作品。她作为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人物,视野却并不局限于自身所在的范围。而伍尔夫文本的一大特点——在我看来——就是连绵。这不是因为无一句废言的关系,而是因为句句直接的紧密链接。而在几篇文字里,竟夹杂了大篇幅的想像叙事描述——例如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在这里可以窥见她的小说的美感,也从而使她的评论和她的小说能联系起来,证实她的文字在两个领域皆是出众的。

伍尔夫的文字显示出她对所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的敏锐观察,从而得出了时代及人性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结论。而对这种变化的极度敏感所带来的不安也是她最后归宿的缘由之一。

伍尔夫对“真实”这个概念也提出了新的理念。真实不仅指客观的事物,也是人内心对外在环境做出反应的真实——主观真实。这个真实是积累起来的片段印象。伍尔夫将她的写作目标瞄准了这些人内心的印象,跟踪意识的流动,从而构建一种真实。由此,她认为,小说的中心是人物,具有“人性”的人物。这个人性指向人的思想和感觉,指向人的独特个性,指向复杂灵魂。这样的作品才是可信和真诚的。

伍尔夫对于小说发展也有深刻的洞察,她认为她所在的时代产生的作品并不是她心目中的顶峰,而是一个低谷,作家们目前所作的各种尝试和实验是为了不久以后小说艺术杰作诞生所作的铺垫。这个杰作是崭新的,超越现实却和现实联系的,完整的,文体的集大成者。

伍尔夫的女权思想仅仅在这部集子里稍露锋芒。她对女性作家的要求是尽可。能去掉女性的气息。因为个人化不利于作者扩大视野,不利于作品的完整性。她对《简·爱》的论述就是,这部小说让人意识到女作家的在场,这会“产生一种灾难性的后果:似乎读者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在突然之间由单一变为双重”。在《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篇著名的演说里,她着重提到了社会现实对于女性创造力的压制,由此作为了文学界的女权宣言。

Written by Dylen

05/06/2009 at 03:16

发表在 文学

记念刘和珍君

with one comment

鲁迅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1926年4月12日发表于《故事会》周刊第七十四期

Written by Dylen

04/01/2009 at 04:56

发表在 文学

青灯

with 2 comments

青灯

北岛青灯

故国残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头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
催动朝代盛衰
乌鸦即鼓声
帝王们如蚕吐丝
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
护送内心航程
靑灯掀开梦的一角
你顺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得知这本集子是在去年5月。今年生日时候,得到了早早点名要求的这部书,谢谢lena。

今日读罢,浅谈几句。这部散文集的前半辑是对故去老友的回忆,后半辑是旅程中的一些记录和感念。我只能说这是一本干净的小书,绝不矫情(除去出版社所加的那一圈纸带上的文字)。我看到零星半点的近六十年来所产生的特色话语出现在段落之中,显得突兀。我想起陈丹青所指的文字/语言在这几十年来的改造、断层和漠化,想不到北岛也逃不过此劫。我得知《今天》那时候的英文名由北岛征询了冯亦代的意见定为The Moment,但现在,不知怎的改为了Today,显得平常。更多的感受则是80年代人的自由和浪漫随着时光和漂泊慢慢消磨。我猛然想起,北岛也已是近耳顺之年。

Written by Dylen

03/20/2009 at 08:06

发表在 文学

春天,十个海子

with 2 comments

海子

春天,十个海子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

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

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

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

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海子

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

它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

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

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海子(1964年3月26日-1989年3月26日)

写于1989年3月14日

Written by Dylen

03/14/2009 at 05:56

发表在 文学

Funeral Blues

with 2 comments

by W.H. Auden

Stop all the clocks, cut off the telephone,
Prevent the dog from barking with a juicy bone,
Silence the pianos and with muffled drum,
Bring out the coffin, let the mourners come.

Let aeroplanes circle moaning overhead,
Scribbling on the sky the message He Is Dead.
Put crepe bows round the white necks of the public doves,
Let the traffic policemen wear black cotton gloves.

He was my North, my South, my East and West,
My working week and my Sunday rest,
My noon, my midnight, my talk, my song;
I thought that love would last forever: I was wrong.

The stars are not wanted now: put out every one;
Pack up the moon and dismantle the sun;
Pour away the ocean and sweep up the wood;
For nothing now can ever come to any good.

停掉时钟
拔掉电话
给狗儿骨头让它停止吠叫
让钢琴静默,将鼙鼓蒙起
抬出灵怄,让悼念的人群汇集
让飞机在上空盘旋悲鸣
在苍穹潦草写下:他已逝去
为白鸽颈间系上黑纱
W.H. Auden让交通警察换上黑色手套
他是我的南北西东
他是我的工作日,我的星期天
我的正午,我的夜晚
我的话语,我的欢歌
我总以为爱能不朽,但我错了
如今星辰已不再需要
让它们熄灭了吧
收起月亮
搬走太阳
倾尽海洋
扫光森林
因为世间从此不再美好

翻译:reef

W.H. Auden,奥登(1907—1973),英国出生的美国诗人,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这首诗出现在电影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四个婚礼一个葬礼》)中,也是奥登最为著名的诗作了。

链接:奥登简介

Written by Dylen

10/24/2008 at 12:46

发表在 文学

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

leave a comment »

Real Battles and Empty Metaphors

苏珊·桑塔格

黄灿然译

译者按:除了两三位敢言的社会批评家之外,九一一之后美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发声,一方面是没有地方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是在爱国主义情绪弥漫的气氛下不敢发表逆耳之言。苏珊·桑塔格是美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她去年曾在《纽约客》发表数百字逆耳短文,并引起争议。日前(九月十日)她又在《纽约时报》发表这篇文章,就连中文知识界的读者亦奔走相告。

自去年九月十一日以来,布什政府就对美国人民说,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但这场战争具有特殊性质。考虑到敌人的性质,这场战争似乎看不到终结。这是哪一种战争?

是有一些先例的。人们都知道,针对癌症、贫困和毒品这类敌人而发动的战争,是没有终结的战争。永远有癌症、贫困和毒品。也永远有像发动去年那场袭击的可鄙的恐怖分子和大规模杀人者——又有曾经被他们反对的人称为恐怖分子、后来被历史正名的自由战士(像法国抵抗运动和非洲国民大会)。

当一位美国总统对癌症或贫困或毒品宣战时,我们知道「战争」是一个隐喻。可有任何人认为这场战争——美国对恐怖主义宣布的战争——是一个隐喻?但它是隐喻,并且是一个带有强大后果的隐喻。战争是被披露出来而不是被实际宣布出来的,因为威胁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

真正的战争不是隐喻。并且,真正的战争都有开始和终结。哪怕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骇人、棘手的冲突,也有终结的一天。但这场反恐战争却可以没有终结。这就是一个徵兆,表明它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种授权,用来扩大使用美国的权力。

当政府对癌症或贫困或毒品宣战,它意味著政府要求动员各种新力量来处理该问题。它还意味著政府不能包办一切来解决它。当政府对恐怖主义——由敌人跨国的、基本上是秘密的网络构成的恐怖主义——宣战,它意味著政府允许自己做它想做的事情。当它想干预某个地方,它就会干预。它不能容忍限制其权力。

美国对外国「纠缠」的怀疑,早已有之。但是,本届政府却采取激进立场,认为所有国际条约都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因为就任何事情签约(无论是环境问题或战争行为或对待俘虏),美国都要使自己受约束,遵守一些准则,这些准则有一天可能会被用来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使美国不能任意做政府认为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事实上,这正是条约的作用:限制签字国对条约所涉对象任意采取行动的权利。直到现在,任何受尊重的国家,都不曾这样公开把条约的限制作为回避条约的一个理由。

把美国的新外交政策描述成战争时期采取的行动,就可有力地制约主流媒体就实际发生的事情展开辩论。这种不愿意提问题的态度,在去年九月十一日袭击事件后就立即变得明显起来。那些反对美国政府使用圣战语言(善对恶、文明对野蛮)的人士遭谴责,被指容忍这次袭击,或至少是容忍袭击背后的冤屈的合法性。

在「我们站在一起」的口号下,呼吁反省就等于是持异议,持异议就等于是不爱国。这种愤慨正是那些主持布什外交政策的人士求之不得的。在袭击一周年纪念活动来临之际,两党主要人物对辩论的厌恶依然很明显——纪念活动被视为继续肯定的一部分,肯定美国团结一致对抗敌人。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拿来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比较,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念头。

再次,美国是一次造成很多人死亡(这一回是平民)的致命突然袭击的对象,人数比死于偷袭珍珠港的士兵和海员更多。然而,我怀疑,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是否需要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来鼓舞士气和团结全国。那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年后,那场战争基本上仍在继续著。

而目前这场战争,是一场幻影战争,因此需要举行周年纪念。这种纪念,可服务于多种目的。它是一个哀悼日。它是对全国团结的肯定。但有一点却是明白不过的:这不是一个全国反省日。据说,反省会损害我们的「道德明晰度」。有必要简单、清楚、一致。因此,将会借用过去时代的话语,这些话语,例如盖茨堡演说,在当时能以滔滔雄辩来感染人。

林肯的演说不只是鼓舞人心的散文。它是大胆的讲话,在真实、可怕的战争时期阐明国家的新目标。第二次就职演说敢于预告继北方在内战中胜利后必定形成的全国和解。林肯在盖茨堡演说中所颂扬的自由,其关键是承诺把结束奴隶制作为首要任务。但是,当林肯这些伟大的演说被习惯性地援引或被套用于纪念活动时,它们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它们现在成为高贵的姿势、伟大精神的姿势。至于它们伟大的原因,则是不相干的。  

这种借用雄辩造成的时代错误,在美国反智主义的大传统中屡见不鲜。反智主义怀疑思想,怀疑文字。宣称去年九月十一日的袭击太可怖、太灭毁性、太痛苦、太悲惨,文字无法形容;宣称文字不可能表达我们的哀伤和愤慨——躲在这些骗人的话背后,我们的领导人便有了一个完美的藉口,用别人的文字来装扮自己,这些文字现已空洞无物。说点什么,可能就会惹来争议。说话实际上有可能变成某种声明,从而招来反驳。最好是什么也不说。

我不质疑我们确有一个邪恶、令人发指的敌人,这敌人反对我最珍惜的东西——包括民主、多元主义、世俗主义、性别平等、不蓄须的男子、跳舞(各种各样)、裸露的衣服,嗯,还有玩乐。同样地,我一刻也没有质疑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其公民的生命。我质疑的是这种假战争的假宣言。这些必要的行动不应被称为「战争」。没有不终结的战争;却有一个相信自己不能被挑战的国家,宣称要扩张权力。

美国绝对有权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谋。但是,这种决心不必是一场战争。有限度、集中的军事行动,不应解释为国内的「战争时期」。要抑制美国的敌人,尚有更好的、较少损害宪法权利和损害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国际协议的途径,而不必继续乞灵于没有终结的战争这一危险、使人头脑迟钝的概念。

原文:The New York Times->Opinion->Real Battles and Empty Metaphors

PS:以此文纪念7年前的今天,而苏珊·桑塔格的思考显然对今日的中国产生警示。

Written by Dylen

09/11/2008 at 11:27

发表在 文学